文/劉如（讀書筆記）
前文，講的是孔子回答弟子的兩句話：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這兩句的第一句，澀澤榮一沒有給出解讀，但是第二句，卻解讀得十分詳盡。讓人見識到何為真正的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。
澀澤榮一：踐行實學
澀澤榮一在他的講義中，針對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這句話，是這樣論述的：
「孔子的教育思想，其全部內容，絕對不會流於空談，重視實踐的同時，把重點放在仁德的精神上，因為這是行動的根本動機。讓弟子以實踐為先，學到君子以仁為本的本質後，然後再進行進一步地修飾，讓這個本質的外表顯得更加文雅美觀（更容易彰顯，更容易讓人接受，更好地為民造福），那麼，有了閒暇的時間，就需要學習文學等各種技藝了。
「所有身為人子者，在家的時候，對於父母和年長者，要盡孝，離開家，出到社會的時候，對於親戚先輩，要有尊敬的態度，面對大眾，也要盡心盡力地親切友好地待人，不要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損害他人，要親近有仁德的君子、賢人，不斷培養自己的德性。如此一來，才能真正地學到為人之道，才會成為實際的學問。但是，在不斷的實踐當中，如果沒有進一步地、反复地讀習聖賢的著作，進一步研習學問，並進行不斷修正不足的思考，很容易固步自封，流於自我狹隘的觀念。所以，有餘力的時候，不要忘記讀各種書，除了修養的昇華，還要增加各種知識和技藝。
「這句話的教導，適合於處理所有的人際關係。
「我從青年時代開始，就注重實際學問（實際去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實踐的學問），非常討厭架空的豪言壯語。從明治六年，我投身實業界至今，一直堅守這個宗旨來行事。我相信經濟和道德，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。絕不是矛盾的關係。遺憾的是，現在的人沒有堅定的信念和勇氣來實際地踐行，實在是令人感到惋惜。只因自己無法實際踐行，就隨意地排斥孔子的教導，不能給以接觸和理解，這樣的做法，正如同一個人對於某種食物，還未親自品嚐過，就已經主觀地厭棄了。」
經濟領域 關鍵在於仁德的實踐
我們說過，孔子的兩句話，第一句是孔子對曾子關於忠信方面的回答，第二句則是對有子和曾子這兩位弟子的領悟的總結。有子看重家中的孝悌，而曾子側重對外的忠信。孔子在第二句進行了總結和進一步的指導。希望這兩位弟子能夠相互學習，相互補充，這樣才是完整地學到了君子的修養。將來能更好地處理所有的關係，把心放大到整個人類，而非僅僅限於君王和家族親友。目的是做到擁有無私的仁愛，以德教化天下，使得整個社會太平興盛。目的絕非為了自己的私利。
可見澀澤榮一的解讀，是非常正確的，他認為孔子的教育，沒有一個會流於空談，都是要弟子實際在生活中進行實踐，這樣才是君子的本質，所以，他完全看懂了孔子的教導，強調實際踐行，要不辭辛勞地對內對外孝悌忠信，指的是實際自己要做到，而非拿著標準空談理論，自恃清高地去要求別人，指責別人。可見，他講的實學，絕非今天的技能和專門領域的專業知識的實際運用，而是仁德修養的具體實踐，做人的實踐。對孔子的教導，理解得不僅深刻，而且自己也是在經濟領域中實際這樣做的。
他提到的經濟與道德並不矛盾，可以想見當年他所處的時代，商人的道德觀念薄弱，他自己也說過，能夠學習儒家經典的，大多為武士中上階層，商人基本流於技能方面的讀寫算，只要能與人溝通，會寫信件，懂得交易和財會，能進行賬務管理，就行了，對於道德的聖賢書，基本不太接觸。而幕府末年，武士階層又極端理解孔子的教導，認為既然要重視道德，就不能染上金錢的味道，以治國為要務，所以武士視經商為下賤的行為。這才造成道德與經濟的脫離。人們於是把這個誤解歸罪於孔子的道德教育。為了糾正人們的誤解，澀澤榮一不僅從新解讀《論語》，並實際運用於經濟領域。獲得成功。
所以他在解讀中，不僅強調「行有餘力」的「行」，行孝悌，行忠信，還增加了一句「不要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損害他人」，直接提及經濟利益方面的具體領悟。
識時務者為俊傑的真義
說白了，孔子較少論述經濟，道理很簡單，孔子並未生活在商品經濟的時代，而是處於諸侯國混戰，百姓急需太平的時代，大家為了各自的私利不顧百姓的死活，這才是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，人心不正，道義不再，只見私利，就會人人為敵，所以孔子希望弟子們以德為本，以無私的心態輔佐君王，匡正國家和社會。因此重點講了孝悌與治國。並非看不起商人。否則，哪來的泛愛眾之說呢。
如果，孔子生活在商品經濟的時代，他一樣會教導弟子們經商要講信用，要有敬業精神。也許其重點論述的對曾子的關於忠信的回答，就不是如何治國了，如何管理千乘之國了，而是如何經營講誠信了，如何不能欺詐他人、看重私利了。所以，澀澤補充的那句話「不要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損害他人」正是其實際將仁德運用於具體所處時代的最好的心得之一。
澀澤榮一不會讀死書，懂得變通，但變通的是具體工作內容，也就是資本經濟管理方式，經營方式的不同，但是駕馭這些不同經營方式和工作的，永遠不變的，還是仁德。這才是真正的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的真義。他不愧為兩千多年後，孔子在經濟領域悟性最好、懂得靈活實踐的得意門生。只可惜，孔子不能像對待曾子那樣，親自為他進行回答和指導了。
在經濟領域踐行君子的仁德，與在治國中，政事中，或者家庭中，踐行仁德，並無本質的區別，不過是具體事情不同罷了。不同領域，需要不同技能和知識，當然也需要學習掌握，但是仁德在任何領域，任何時代，都是技能和各種知識得以善用而非惡用的主導和關鍵。當然不存在任何矛盾。經濟與道德當然不矛盾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。古今中外，各種時代的衰敗，都在於道德下滑，如果因日本幕府末年的敗落，因中國古代各朝末年的敗落而把罪過歸到孔子身上，批判孔子，那就太過荒謬了。
相反，誰能按照孔子教導來從事任何一種職業，誰就能出智慧，獲得巨大的成就，澀澤榮一就是在資本經濟時代懂得識時務，勇於實踐仁德的俊傑。